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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总，为什么要用革命这个词？”冬子的印象中，这个词仅用于社会运动，或者说产业升级。比如听过农民革命，这是社会运动。也听说过工业革命，这是产业升级。而把一个食物与之匹配，总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嫌疑。
“那就是革命，薯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南宋时期还没有进入。而它所带来的粮食产量的巨大变化，从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出来了。”
听到冬子在问这个问题，身边另一个专家，对冬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从几千万升级到一亿，发生在明朝。而从一亿升级在两亿以上，发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所谓盛世，不是那些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什么圣明君主有多么神奇，只不过推广了薯类的种植，粮食产品巨增，才是根本原因。
这个道理虽然很浅显，民以食为天嘛。但是，具体的关于历史的说法，对冬子来说比较陌生。
邻坐的人专家问了冬子一个问题：“历代农民造反，是为什么？”
“我听说，是因为权力腐朽。”冬子回答这个问题，底气就不那么足了，他也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学的一点知识。这个答案，总还比过去某些书籍写的“昏君无道、红颜祸水”之类的理由，好像要靠谱些。
“莫听那些宏大叙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从高中时就跟历史老师争论过。”邻座有些愤愤然：“历史上的书生误国，害了一代又一代，思考的方向都错了，哪里有什么真相？”
冬子此时知道，一个新的理论即将展现，表示出愿意洗耳恭听的态度。
“就权力谈社会已经很下作了，况且还以道德来解释社会，错得离谱。你应该学过马原吧？”冬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抢先说了起来。估计，他喝了酒，久未发言，已经憋得不行了，表达的欲望，随唾沫，喷薄而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你承认吧？”他这一问，好像是在质问冬子，当然，冬子知道，他针对的某个观念而不是某个人。
“生产与分配，在决定社会中，哪个是第一位的？”
“当然是生产。”这个基本原理，冬子也学过，小袁也给他讲过。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觉到对方阴晴多变的激动。
“搞历史的人，从来不认真分析生产，老在分配上打转，为什么？”
冬子试着解释到：“也许，是他们擅长这个吧？”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大量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搞历史的人，估计也学的这个，擅长这个。人们解释一个事物，总喜欢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出发，这是人性。
“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擅长这个。更主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说，两千年来，从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甚至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创立成都平原为天府之国后，农业发展的巅峰就已经树立了，后无来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与成效进步小了？后来的这些朝代？”话虽然不严谨，但意思大概是对的。
“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没革命，理论上能够革命吗？孔子的学问为什么在两千年的时间保持稳定的地位？因为，那时的生产从此就没变过，所以思想也就无法改变。超级稳定的内部挖潜，导致史学没有进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没有改变，重复着相似的治乱兴替的循环。”
冬子真害怕他也进行某种宏大叙事，尽管他们的小讨论，声音还不算大。
“所以，没有生产的革命是内卷的。”内卷这个词再次出现，上一次是听小袁说的。但是，这方面小袁还算专业，而这位专家，他是搞科学的啊。
“几千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是一部主粮与人口关系的历史，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办法。”他喝了一口酒，故意把砸巴嘴的声音搞得夸张一些，发出了“嗞”的一声音，泛红的眼光透露出某种神秘的色彩。
“我们老祖先，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定都，为什么？因为当时这里粮食产量高，养得活王朝。你看看，过去的开封还是杭州还是成都，这些古都，都处于适于农业耕作的地方，为什么？再大的事，都大不过粮食。”
把粮食作为历史的主角，这是冬子第一次听到的观念。
“胡焕庸线决定了南北粮食产量的差距，影响了中国权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与匈奴的战争，与草原荒漠化有关。气候决定粮食，粮食决定人口，人口决定实力。而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决定着王朝的命运。”
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
后来干旱进一步东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养活不了人口，就往河东来抢了。从秦修长城到汉武帝打击匈奴，都是因为北方干旱造成的。而干旱继续向东向南压，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有秦国的郑国渠事件，水利，只不过是人类抵抗干旱的暂时办法，北方政权因为粮食不足，渐渐向南方移动。比如唐代，虽然都城在长安，但也设立了东都，在洛阳，权力中心开始向南向东偏移。
比如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权力中心就比较强大了，孙权建吴，强盛一时，就是证明，因为粮食产量高。
到了唐末后期，五代十国，北方杀得不像样子，其实就是抢粮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为雨才是关键词，意味着粮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吗？并不。因为小麦的大规模种植，给北方续了命。小麦是外来物种，不是中国原产的。当它引进，并在唐代以后大规模种植，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们的面食之都。
小麦可以在旱地种植，并且产量与水稻差不多，这就保证了南北方在粮食产量的平衡竞争格局，所以，南北之间的权力争斗，才可以势均力敌。
胡焕庸线，其实就是中国气候与雨水分布的分界线，也是小麦与水稻种植的分界线。
当粮食单产无法扩大时，那要保证有限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平衡，只有在土地面积上想办法了。
所以，所有农民造反，都是因为土地的事。鼓动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饥饿，吸引他们奋力冲锋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过去的秦朝统一六国时的虎狼之师，为什么会如此凶悍？只不过只为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当一个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后，农民得到了维系生存的粮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这是有极限的。比如当时粮食产量，不管是水稻还是小麦，亩产都在大约二三百斤的样子。在周朝井田制时，有这样一个税收法则，一块地分为九份，八份为种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为国家的税收。
为什么会这么分呢？因为如果按井田制当时的规模来看，每一份为一亩，每年产量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养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养活4至6人，这正是当时一个小家庭的人口数量。所以，抽税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饿死。
每个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约能够保证一个家庭有10到15亩土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因为战乱与饥荒、社会动荡与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面积，分配下来，还能够养活人民，支撑朝廷。
但在和平时期，我国医学又比较发达，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现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长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转，以及财富聚焦的马太效应，土地被越来越少的豪强占领越来越多的面积，失去或者减少土地的农民就开始无法生存了，怎么办？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当时，要是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些流民可以转入工商业，为工业社会的主力军。但是，并没有科技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人们还得要在土地上找粮食吃。没有土地，就断了命根。
冬子听到这里说到：“怪不得，历代王朝，都把开疆拓土的人当成第一功臣，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
“对，土地是革命的原因，也是目的。其实，就是粮食。因为增加粮食产量的办法只有扩张或者重新分配土地。这都是零各游戏。毕竟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你多了，他就少了。零和游戏是最残忍的，内卷化的血腥的战争。”
经过他这一提醒，冬子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
邻座继续着他的讲述。古代的历史其实就是土地过度集中与重新分配的历史。原因很简单，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抢夺土地，其实就是抢夺粮食。而草原民族对中原入侵并不占领，原因只是，他们是游牧民族，占领农耕土地，对他们意义不大。因为，主食结构不同，所以战争目标不同。
相反，历史上的元朝与清朝，虽然拥有了国家权力，但他们仍然要在政治上，服从儒家的思想与传统的统治方法，只是因为，中原地区是农业社会。管理农业社会，必须用农业伦理与政权模式。这就是被他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可以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并不是孔孟学问有永恒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晶。这一套文化，不适应于草原民族。但要统治中原，只有依靠它了。
“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冬子也是学过几天马原的。
“对，这是正宗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方肯定了冬子的说法，继续讲述。
“权力的中心从河套平原南移到关中平原，再到中原大地，向东到华北平原，都是我国干旱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决定了一个大的历史进程。”
这又开始宏大叙事了，冬子觉得，要把话题缩小些，免得自己不太好理解。于是说到：“难道，没有其它解决饥饿的办法吗？”
“有过。比如开源节流的办法。我先说节流吧。”他又开始了漫长的演绎。一个例子很生动。人们有了粮食后，对饮食的多样化有了追求，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养家禽或家畜，也就是把植物淀粉转化为动物蛋白，提高热量的摄入效率。
热量摄入效率是一个专业名词，但在冬子理解起来，很好打比方。比如吃了肉的人容易饱，没有油水的人，很容易饿。单位质量的淀粉与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给人提供能量的大小，是比较悬殊的。吃得了一斤米饭的人，恐怕不一定吃得了一斤肉，即使吃得下去，消化的时间，要长得多。
练健美的人，要让身体强壮，必须补充动物性蛋白，或者吃蛋白粉。光靠米饭，吃不出斯瓦辛格和斯泰龙的身材。
人们总是爱吃肉的，但转化为一斤肉所需要的粮食，恐怕得好几斤粮食，你倒是吃好了，可别人，就有可能饥饿。所以，强调节约，也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天下也就要大乱了。
还有就是酗酒，这也是与粮食节约理论相矛盾的。俗话说一斤酒三斤粮，所以，在国家粮食困难时期，是要节制酒的消费的。
邻座说到这里时，反问冬子到：“你知道，酒与色，总被用来批评昏君，为什么古代的文人，对君王这两样爱好，那么敏感呢？”
“估计酒喝多了，就浪费粮食。一个人占有妇女多了，就会减少人口，是这个意思吧？”
对方对冬子能够看到第一条，觉得正常。对冬子能够看到第二条原因，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君王占有女性太多，且不说这些女性没能够尽到多生育的目的，光说生下来这些皇子们，都不会成为生产的劳动力，只会成为消耗粮食的无底洞。消耗的多了，生产的少了，饥饿就会扩大蔓延，王朝经济基础就受到了侵蚀。
“假如宫中佳丽三千人，如果她们正常与普通百姓通婚，以一个妇女生两名后代来计算，她们可以产生六千名生产劳动力，对不对？”
冬子觉得话题有些偏了，但还是点了点头。
“但是，她们都进入皇宫，能够生出六千人出来吗？”
冬子摇了摇头，传说中子嗣最多的周文王，一百个儿子，就了不起。更何况，一般帝王，占有妇女虽然多，但大不了十几二十个后代，进入皇宫的女人们，人口生产的能力根本没有发挥出来。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任何对劳动者生产的浪费，都是对生产力的阻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道德标准，其实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决定的。
“更何况，她们生出的皇子，都不是劳动者，只是消耗者，这一进一出，绷紧了社会粮食的紧张度，是注定受到人们批评的。”
把道德标准归结到粮食生产上来，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思路。
“那你所说的，节流我大概知道了。那开源呢？只有提高国土面积，开疆拓土这一个办法？”
冬子的提问让对方把话题，回归到粮食主题上来。对方解释了开源的办法。除了扩大土地面积，还有办法，就是开荒，开垦山地，让原来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变得可以种植粮食。种不了主粮，种些杂粮也可以。比如玉米可以种在山坡上，而大豆，可以间种或者种在田坎。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改造原有土地，通过水利建设，避免天灾干旱的损失，或者通过施肥技术的改善，提高土地肥力。再就是改善耕作方式，尽力挖掘土地潜力。
“你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擅长精耕细作的民族。非洲人种田，同样的作物，他们的单产，甚至赶不上我们明朝。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把精耕细作，发挥到极致。”
冬子不是农村人，但他知道农民是辛苦的，有一个说法他听说过，伺候土地，把土地当爹娘一样伺候，就可以形容出农民对土地的精细程度，到了宗教般的地位。
但是，据邻座说到，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和平时期人口膨胀的问题。土地面积限定，土地单产限定，而人口增长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势不可挡。人们为了争夺粮食，就有了战争。因为饥饿与战争，都有死亡的危险，不如一拼，或许有机会。
战争的后果有两个，第一，重新分配土地，让饥饿得到缓解。第二，每一次战争都是一次大规模人少减少的消灭运动。人口数量少了，吃粮食的人少了，土地面积得到保障，所以新王朝建立后，不需要多严格的管理，社会会自然恢复到一个新的平衡。这就是他们吹上了天的“休养生息”政策。
冬子理解到：“这个政策说得高大上，原来也只是生产与分配模式的重建。”
“当然，这个政策是你说的这样。但这个词却包含着一个很准确的哲学思想，很了不起的。”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休养生息的那个息字，太生动太贴切，文化史上的精华，简直不要太伟大。”
“你如此高的评价，得讲道理噻？”冬子给他示意了一下，表示敬酒，对方也喝了一口，手里早就在捏的饭团，也塞进了嘴里，好像在给他这个粮食的宗教，作一个人体的示范。
“息，人活着就靠一口气，从西医角度来说，就是呼吸。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气息，就是命。所以，生命的气息，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生息，是所有王朝最应该做的事情，这才叫良心与道德，这才叫权力用对了地方。”
这个道理，冬子倒是可以理解。毕竟孟子也说过，天下最珍贵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也就是让人民活着，是最重要的。而所谓的社稷，那个稷字，其实是指的粮食。社是宗庙是房子。所谓社稷的原始含义，就是有的吃有的住。让百姓有吃有住，你就是好君王了。
“但是，这个息字，还无意中指出了另一个真相。”对方很神秘地看了看冬子，然后盯着天花板说到：“这个息字，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为什么？因为农业，在土地上种植粮食，按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四季交替，每年有收成。这相当于什么？”
他并没有问冬子的意思，因为他的眼光还在向上天寻找答案，仿佛在与某个终极神仙对话，其实，他的目光所及，只是天花板上的吸顶灯。
以一种愤世嫉俗之气，搞出千年一叹的深邃，这位理工男仿佛找到了自己哲学定位的logo，真理在我之手的激愤，说出一句让冬子百思不得其解的话来。
“农业是收天地的利息，而工业，直接取用大地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