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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如今姐姐14岁，妹妹12岁，互相不见已经5年。姐姐跟着母亲，妹妹跟着父亲，相隔几千里远。父母离了婚，法律不承认感情，便把姐妹俩也分开。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还想念母亲，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有的是勇气和魄力，也有办法。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声色不露，神鬼不觉。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暑假将尽。去火车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说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东西，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到了车站，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一切都顺利。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火车要开时心慌了，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马脚，被拉扯着下了车。姐姐急得在车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妹妹在车下哭。
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或环境中），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佳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1956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100
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红旗的一角），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似乎也不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条）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
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象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15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9岁，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窦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政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6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5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
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地“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1978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1979年5月——8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1980年4月——11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总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
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象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活。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坛，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据说是一见钟情。双方的功课都好，双方的理想都高，双方的思想都进步，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读者想知，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想必读者已有所料：象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否则成何世道？想得真对极了。1966年夏天，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亲是右派，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其事业的前途法定黯淡。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类似的事发生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就这样，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不要太怪他吧，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是与革命、人民、主义等字眼划等号的。柳青没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我心里虽然很难受，但并不感到意外。当我刚和他作朋友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含糊、说谎都不对，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他说我不了解情况，要是和家里说了，您们肯定会生气的，也不会同意的，还是先别说吧。当时，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都没有写。去杭州（男方家里——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我就没讲，并且天真地想：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团，那时再向您们讲吧。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后才讲。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也很不好。”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很冷静的。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舍一求一。他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否则对双方都不利；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不坚定。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争取最后结合，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场，哭一天，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但有一刹那空隙，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眼眶马上盈满泪水。会一散我跑开了，跑到园子里，—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
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10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但愿如此）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象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1982年第，2
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1983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70个拷贝，放映14900场）。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1984年2月——6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25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摄了长录象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
1985年10月一12月，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12集连续剧天堂之门。
柳青很能吃苦。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响起驼铃声，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给人神奇的感觉。7月的吐鲁番，中午的气温高达47c，人静静地呆着也会感到难受，但为了这一画面，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3
小时后才缓过来。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说靠语言，电影靠画面；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为了一个好的画面，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险滩间，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这与片名相同：追索。“众里寻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都不怕这个。怕只怕：众里寻她千百度，猛然发现，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再无作为。
为了拍摄漂流，柳青让掉了血门的导演权。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共二集，投资150万，拍摄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条件来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摄条件之艰苦，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离西宁有600
多公里。再向上穿过大草滩，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住的是帐篷，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
那地方晚上9点多太阳才落，她们便从早晨5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中间只吃一顿饭。再往上走，到了黄河源头。自古以来，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万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蓬都不见了。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用高压锅煮面条，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空气稀薄。走几米路都觉困难。不过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柳青觉得漂流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没有得到别的。不过，黄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伟岸雄浑、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听到了瞑瞑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销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说：“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问。
她说：“生活。”
她说：“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
她说：“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她说：“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尊重、爱护、帮助、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我要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比如通过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得稍稍分析一下：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是一种人。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又是一种人。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第二种呢？其“最大值”怎样体现呢？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倘这靶子是“在社会上站住脚”便与第一种人同。倘是“使人间变得更美好”又与第三种人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不也是在“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
柳青正是这种人。
这种人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们永远不嫌生活已经太美，他们创造美的生活欲望是不知道够的；二是，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们总也投时间去学“站住脚”的技术。幸亏这种人对成功与失败有着自己固执的见解：他们不认为“站住脚”就是成功；他们认定，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信任和理解才是失败。谁都不愿意失败，只是失败的含意不同。有一位诗人跟我说：艺术是跳高，不是拳击，其对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了），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太浅薄。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
其二是说，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把横竿碰掉算结束）。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正如那横竿的升高一样，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失败之所以同时又是胜利，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高度。据说：“不想作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但是，仅为作元帅而作元帅的元帅，准是个坏元帅。
我见过柳青悲伤的时候。这时候，风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来，仿佛被风吹落在椅子上，眼睛里一片空旷。这种时候她可能说：“昨天我很难过，既便是那个本子搞成了，可我们那些过；去的朋友为此离心离德，也还是一个悲剧。”她也可能是说：“我有时候挺失望，人要是只爱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必去详究她说的是哪件事和哪个人。她象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一样，您给她一点美好的东西看，她身上就刮风，兴奋而且强劲，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现了不那么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现在谁身上，失败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睁得太大，其中是不尽的茫然。当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够的风力，兴奋且强劲，把自己刮出去，因为世间的美好事确也不尽。
不过，这么容易刮风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说过她缺心少肺“这么大的人了还那么糊涂”我和虎子也认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当然不是愿意她变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风平浪静哪怕是一会，惟此才能对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偏见，认为她应该及时把自己找回来，把自己四十几年的生活细看一向再深思几遍，下些慢功写出来。任何一个人，若能不留情且无忌讳地把自己剥开来细品，都会发现那原来是一部好作品。何况柳青又不乏艺术才能，手里又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费尽心机搜集来的，而是上帝赐给她的经历。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写。譬如：她的与“花朵”和“鸽子”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她的诗一样美妙又诗一样忧伤的青年时代。譬如：那一个夏日，她游泳回来，人们告诉她母亲已被抓走；那一个冬天，她买了油饼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间。譬如：她信徒般虔诚地自我改造，却总难得到“主”的宽容；15岁就梦想着入团，直到大学将毕业时才算如愿。譬如：她说过的，她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过——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她和弟弟曾一度离开了给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无儿无女地过了好几年。譬如：文革中她曾作过一阵头号保皇派；又为了给系主任争人的尊严（因为有人把系主任画成猪），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敌对派打成反革命，而后来当敌对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时，她反而写大字报为之鸣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捍卫真理的权利，大约又是风一样地去串联，结果被全国通缉。还有：她那一次凄惶悲伤的少女的初恋，那二次失败的婚姻，和以后几次仍不成功的爱情——这既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剧。还有：她心如荒漠时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爱情，便招出恶语流言。——这中间更有着深意。她干嘛不写写这一切呢？至少干嘛不静下来想一想呢？让风静那么一会不好么？那会给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怀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好，只要她静下心去写的话。她说过：“真正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是好到极点，但他们的遭殃绝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弱点，我和我要写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我要写的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她还说过：“我以后要报复世界吗？要报复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吗？报复只能在人中间再制造痛苦，我在别人的痛苦中绝对得不到快乐。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给人们增加痛苦。”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没有狭隘的怨恨，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在他们看来，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们的不屈、自新与互爱。
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惟此，艺术才有了更高的价值，艺术家的苦心才能获得报偿。
我到担心，柳青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写她自己的故事。这种担心大约也是多余，或者写或者不写，对于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错误是替别人瞎担心。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作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笔写，而在于用心行。幸福的实现对她来说也在于此。在生活中太难实现生活的理想，便到艺术中去实现，她说她搞艺术主要是此动机。不过我还是跟她说过一句玩笑话：要是不把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写一写，似乎有负于上帝对您的“宠爱”这话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诸多“恩宠”的人，有理由多为世上做些贡献，这与她的初衷不违。这么多年来，她确实没有一刻偷闲，但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她应该搞出更好的作品来。不单为自己，也为了后人。譬如她的女儿，不仅应该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坏了的，还应该知道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简单。历史永远是一条艰险的路，这路要人去走，其间布满了迷茫和痛苦，从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欢乐。柳青说，自从她的女儿一懂事，她便跟女儿说过“我们是母女，我们更是朋友”现在代沟依然出现了。出现了就出现了吧，叛逆是创造的开始。上一代人只须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也许还应该把这些脚印铸成模型，放在路边的草丛里，成一座路标。